年8月11日第31期封2
责编：鲁清清 邮箱：sfbs66
. 《郑文公上下碑》是永平四年（年）郑道昭在光州刺史任上为父亲郑羲所立，也是郑道昭名下最重要的书法作品。宣和年间赵明诚任职莱州，先访得下碑，《金石录》说：“碑乃在今莱州南山上，摩崖刻之。盖道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细读碑文，有“上碑在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云云，乃遣人访求上碑，终于“在胶水县界中遂模得之”。所言“莱州南山”即今云峰山，在“胶水县界中”者为平度天柱山。尽管早有著录，但直到明末，《郑文公碑》（图1）的书法并不受重视，更兼地势偏远，以至完全没有清代以前的拓本存世。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下碑合装本，朱翼庵审定为明拓，据仲威先生研究，实为乾隆末年当地民工所拓，质量亦不佳。直到阮元尊碑，《郑文公碑》的地位才渐次抬高，拓本流传亦广，乃至以泥墙翻刻冒充善拓。
图1《郑文公碑》拓片局部1
“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龚自珍此诗脍炙人口，正是乾嘉尊碑抑帖观念的写照。《瘗鹤铭》与《郑文公碑》成为南北真书大字的典范。包世臣对《郑文公碑》的评价更在《瘗鹤铭》之上，《艺舟双楫》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又取其与《瘗鹤铭》对比，认为“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康有为、杨守敬皆附和此论，《广艺舟双楫》将《郑文公碑》誉作“魏碑圆笔之极轨”，列为妙品之上，而将《瘗鹤铭》置于妙品之下；《平碑记》亦称《郑文公碑》“真宇内正书大观也”。
局部2
叶昌炽又为郑道昭上“书圣”的尊号，其《语石》卷七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tuán）犀兕（sì），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祝嘉在《郑道昭及其云峰石刻》一文中进一步发挥：“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云峰四山数十件与郑道昭有关的作品，存在多种风格，典型如白驹谷题名与《郑文公碑》，方圆用笔截然不同，很难认为是一人手笔。至于包世臣提到《郑文公碑》“自署曰草篆”，乃指《郑文公下碑》碑题“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后有一“草”字，又结合碑文称赞郑道昭“博学明俊，才冠秘颖，研图注篆”附会而来，并非此碑有郑道昭自署名款。但上碑此句作“博学经书，才冠秘颖，研注图史”，与“研图注篆”一样，意思都是研究注解经史图籍，释为书法实在牵强。刘海粟晚年写过一篇《论郑道昭》的长文，专门有一标题讨论郑道昭的著作权问题，建议云峰山诸刻在“郑道昭书”前面加一“传”字。其说有理，至于“书圣”云者，存而不论可也。
郑羲卒于太和十六年（年），次年葬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并由故吏程天赐等立碑，“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云峰山的两块《郑文公碑》，乃是十余年后郑道昭为父亲树立的“纪念碑”，故郑述祖在《天柱山铭》中提到此碑的缘起云：“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文贞公迹状，镌碑一首。”
郑羲生前名誉不佳，《魏书》本传说他“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民有礼饷者，皆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既卒，尚书拟谥号“宣”，孝文帝认为“羲虽宿有文业”，但“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于是“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这一定令郑氏家族深以为耻，所以郑道昭利用出守光州的机会，立此纪念碑，将谥号篡改为“文”，下碑的碑额也郑重地题作“荥阳郑文公之碑”（图2）。后来郑述祖提到乃祖，改称“文贞”，都回避“文灵”丑谥。至于碑题后的“草”字，或许是下碑刻成以后，又顾虑物议，添刻此字，表示“未定稿”的意思。
图2《郑文公碑》碑额拓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